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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复

保守主义之误:严复与新文化运动的歧路

赵寻:曾不惜代价翻译《法意》、力陈“专制之治所以百无一可”的严复,如何在民初政治的激流中推波助澜,拥护袁氏复辟,成为了自己的敌人?

“接到汝二十二日之信。中述唐校学生起哄,及汝捐钱五元(以此受人扬誉极不相宜),并结团抵制日货等事,吾心深为不悦。如此等事,断断非十五六岁学生如吾儿,所当问也……北京章、曹或亦有罪,而学生横厉如此,谁复敢立异?而正理从此不可见矣!” ——1919年6月,《严复致参严璿书》

一、严复作为新文化的先驱,并非思想史家的私见

自1915年涉入帝制复辟被“护国军”通缉以来,严复的哮喘宿疾发作,避开北京和它的严冬,开始成为常态。由天津而福州,1919春在上海的疗效最佳,使他有了终老沪上的想法。此时,四子严璿(1904-?)来函中唐山“五四运动”的消息,无异于政敌重现“目”前,严复的反应可想而知。但无论如何,这家书总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,巴金笔下软禁参加学运的爱孙“觉慧”的“高老太爷”!

这样的联想,当然是令人尴尬而震惊的。李泽厚先生曾如此论及严复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:“于学术则罢黜伪以存真,于邢政则屈私以为公”,一从“自然科学方法”,一从“民主政治制度”,探求西方强盛之秘,“其实也就是五四提出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——科学与民主”(《论严复》)。虽微觉论证过急,但证诸五四人物传记中对“进化论”的振聋发聩之感,及其所思、所言与严复甲午败后《直报》五论(《论世变之亟》等)的难分彼此,即知严复作为新文化的先驱,并非思想史家的私见。

但,从“思想史与生活史的交集”的观点(王汎森语)看,家书中严复那样的疾言厉色,却正是其暮年思想世界的投影——“学生横厉如此,正理从此不可见矣”那样严峻的判辞,更令人深感其与新文化理想之间的暌违与对立。尽管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,我们不难同意“转型时代”(1895-1925,张灏语)的思想人物,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”洵属正常;何况晚清民初的海桑巨变,正是“古、今”的变迁位移?

事实上,史华慈(Benjamin Schwartz)早已指出,严复对西方文明“集体强力”(collective energy)与“公德心”(civic/public spirit)的“发明”,足以会通其前后思想的逻辑,因此认为所谓“前期激进,后期保守(反动)”的“两个严复”并不存在(《寻求富强》)。

然而,在民初政治的激流中推波助澜、欲使“天下复定于专制”(《与熊纯如书》)的严复,与不惜代价翻译《法意》,力陈“专制之治所以百无一可”的严复,却显然处于不同的领域,拥有不同的逻辑。难道五四所追求的“德、赛”二先生,岂是由二十四年前、甲午败后的严复所召唤的“开民智、鼓民力、新民德”而来?难道名满天下的“西学圣人”,此刻已成为自己的敌人?与其遗憾严复与自由珍宝的交臂错失,不如回到歧路的起点。

与通常看法不同,我们不认为严复只是坐而论道的翻译家,而是“以言行事”的思想家。这从他自拟的书房联语——“有王者兴,必来取法;虽圣人起,不易吾言”——中已可见一斑。而民初十年,则是严复先生因罕见的人际渊源,致身顶层政治的成功时期。

辛亥鼎革,严复即因与袁公世凯“相交垂三十年”,而南军首领黎元洪为其北洋水师学堂弟子的关系,出任“南北和谈”代表;民国肇建,则先后荣膺北京大学校长、总统府外交/法律顾问(1912.9),历任“约法会议”议员(1914.1)、参政院参政(1914.5)及“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”(1915.7)等职。六年之间,不仅襄助通过《中华民国约法》、《修正大总统选举法》,列名旨在恢复帝制的“筹安会”(1915.8);尤有甚者,每当袁氏频遭物议之时,作为“王者之师”的严复先生,则挺身而出、曲为之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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